惊闻杨绛先生去世，悲痛之余亦在感慨，“我们仨”的团聚也许是先生希冀已久。谈起先生，众人多说“最才的女，最贤的妻”，抑或与钱锺书的爱情故事。再不然就是爱女钱媛去世的痛彻心扉……而我们忘了，在成为这一切前，她只是杨季康，承欢父母膝下的阿季。

　　青春岁月里的阿季，最美年华里的阿季，让我们一起去怀缅。本策划摘自《听杨绛谈往事》吴学昭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；《杨绛传》罗银胜著，京华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杨先生清晰记得：“一次，大家摇船到‘青阳地’看樱花。天微雨，抬头是樱花，空中是飞花，地下是落花，很美。同游者费孝通、孙令衔、沈福彭、孙宝刚，还有姚克的弟弟。我总和周芬一起，还有沈淑和周芬同学医预的女生。”

　　幼承庭训：要有志气树立大志向 劳动获取所得

　　杨绛，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出生在北京，原名杨季康，后以笔名杨绛行世。

　　民国初年，其父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，由于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的官职，杨荫杭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，住在杭州。他因坚持司法独立，得罪了省长屈映光。屈映光晋见袁世凯时，乘机诬告杨荫杭，说“此人顽固不灵，难与共事”。恰巧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，帮忙说了好话。这样，杨荫杭才没吃大亏。袁世凯亲笔批了“此是好人”四字，杨荫杭便奉调到北京任职。

　　杨荫杭夫妇带了杨绛等人到了北京。杨绛是在五岁（一九一六年）时开蒙的。她上的小学是在北京女高师附小，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，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在这个时候。

　　那时候的杨绛欢快活泼，充满童趣，惹人喜爱。女高师的学生时常带着已放学的杨绛到大学部去玩耍，她们陪小杨绛打秋千，蹬得老高，杨绛心里既高兴又害怕，嘴里不敢讲出来。

　　一九二○年，杨绛随父母迁居上海，她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，寄宿在校。老家仍在无锡，在上海租赁两上两下一处弄堂房子。在上海期间，杨绛的母亲生下了她最小的妹妹杨必。

　　杨荫杭认为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职业可做，一是医生，二是律师。他不能做医生，只好当律师。但是律师职业的风险远比医生厉害，面对黑暗的社会，律师要依法伸张正义，真是谈何容易。杨荫杭嫌上海社会太复杂，决计到苏州定居。

　　由于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，而执行律师业务则需要有个事务所，所以杨家急需房子，此时有一所名为“安徐堂”的大房子待出售，于是便买下了。

　　这一建筑还是明朝的房子，都快倒塌了，里面有一间很高大的厅已经破落不堪，当地人称之“一文厅”。

　　这“一文厅”颇有来历：据说明代大阉魏忠贤当道横行，有人奏称“五城造反”，苏州城是其中之一。有个“徐大老爷”把“五城”改为“五人”，保护了苏州的平民百姓。“一文厅”便是苏州人为感谢这位“徐大老爷”而建造的，一人一文钱，顷刻募足了款子，所以称为“一文厅”。

　　杨荫杭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这座没人要的破宅院，修葺了一部分，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，扩大了后园，添种了花木，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。

　　杨荫杭还教育他的子女要“有志气”，树立大志，杨绛在中学的时候，还听她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，“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，逃出去做了共产党。”（据杨绛后来回忆，这两人就是陆定一兄弟。） 杨荫杭还主张自食其力，不能不劳而获，这些都给孩子的心灵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　　杨绛家搬入“安徐堂”后，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，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，阴湿的院子里，只要掀起一块砖，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（软体动物，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）和蜘蛛。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，悬下赏格，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，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，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。

　　在杨绛看来，这种“劳动教育”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，而不是教育“劳动光荣”。杨绛上学周末回家，发现她的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“赚钱”，小弟弟捉得最多。

　　唐须荌对她的丈夫说：“不好了，你把‘老小’教育得惟利是图了。”

　　可是这种“物质刺激”很有效，不多久，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。唐须荌对这帮“惟利是图”的孩子也有办法，钱都存在她手里，十几元也罢，几十元也罢，过些时候，“存户”忘了讨账，“银行”也忘了付款，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，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。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，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。

　　肆意的东吴时光:梳娃娃头曾被当做球队吉祥物

　　阿季（编者注：杨绛）用五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中学课程，1928年6月从苏州振华女校提前毕业。按说，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，值得庆贺，可阿季每忆及此往往自叹运气不好，不如不提早一年毕业。因为心心念念进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的阿季，毕业那年，清华开始招收女生，但没有到上海来招生。下一年，阿季原来同班的蒋恩钿、张镜蓉等同学全都如愿进了清华外文系，而以阿季的学业成绩考入清华应不成问题。

　　阿季要上大学了，这在她家是件大事。

　　她已考取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。金陵女大录取成绩第一名。东吴的入学考试成绩，初试是第一名；复试第二名，第一名为孙令衔。但学校说，复试第一名仍应是杨季康；因为复试的考题，全部是孙令衔在东吴附中毕业考试时已经考过的。

　　阿季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，所以除了爸爸妈妈，曾经留洋的姑妈荫榆、堂姐保康、表姐袁世庄以及中学的师长王季玉先生、俞庆棠先生等，也都来关心，提出意见。上女校，较闭塞；男女同学好，男孩子思想较活跃。大家主张阿季该进东吴，多结交一些朋友，可以互相启发，共同切磋，切不可只交一个朋友。

　　阿季天生的脸色姣好，皮肤白是白、红是红，双颊白里透红，嘴唇像点了唇膏似的鲜亮。苏州太太见了都说：“喔唷，花色好得来。阿有人家哉？”妈妈说：“小呢，上学呢。”她们就说某少爷懂几国“英文”，要为阿季做媒。

　　阿季进东吴时梳个娃娃头，自忖像个无锡大阿福，不意却被称作“洋囡囡”（也因为她姓杨），当时以此闻名全校。简笔勾画的阿季卡通头像，画在体育馆各类球赛的记分牌上。球员全体照上有一个洋娃娃，是球队的吉祥物。

　　“洋囡囡是玩具，我怎么成了玩具呢？”阿季起初认为被称做“洋囡囡”是奇耻大辱，很不自在，以后发现同学们并无恶意，也就不介意了。 1930年的东吴校刊上有张图片：底下一堆洋囡囡，顶上一个阿季的娃娃头像，标题是：We are洋囡囡’s。无锡的亲戚都知道了，阿季觉得很没面子。

　　但阿季很快就克服了她的害羞，大大方方地与同学们相处。和同班同学都“叫应”，除了朱雯，因为他说阿季“太迷人了”，所以阿季见了他不睬不理，整整四年不睬不理。解放前夕，朱雯偕夫人罗洪同到上海钱宅拜访钱锺书，杨先生特喜欢罗洪。从此他们夫妇和朱雯、罗洪，成了多年的老朋友。

　　我问杨先生：“您在东吴是不是收到许多情书？小报上说当时追求您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‘七十二人’之多。”

　　杨先生答：“没有的事。从没有人给我写过情书，因为我很一本正经。我也常收到男同学的信，信上只嘱我‘你还小，当读书，不要交朋友’以示关心。”

　　杨先生说：“有些女同学晚上到阅览室去会男朋友，挤在一处喁喁谈情。我晚上常一人独坐一隅，没人来打扰。只有一次，一个同学朋友假装喝醉了，塞给我一封信。我说，‘你喝酒了，醉了？——信还给你，省得你明天后悔。’这是我上东吴的第三年，很老练了。这人第二天见了我，向我赔礼，谢谢我。以后我们照常来往如朋友。我整个在东吴上学期间，没有收到过一封情书。”

　　谈月琴、唱昆曲：阿季原是多才多艺

　　上海中西女校来的四位女同学：阿薛、阿黄、阿狄和阿俞，也与大家相处很好。尤其薛正，年稍长，会处事，护着小学妹，受到大家敬重。一次朱雯写了一篇《杨朱合传》，将在校内一张不入流的小报上刊登。女同学看到预告的题目，都代阿季不平，薛正招朱雯谈话，朱雯立即将该期小报统统买下销毁。阿季对所有的女同学，尤其阿薛心存感激，至今不忘。阿薛后来从燕京大学毕业，回上海当了中西女校校长。

　　阿季和周芬都喜欢音乐。周芬会吹笙。阿季和沈淑能吹箫，买了一对同样粗细的九节紫竹箫，三人在校内课余活动时合奏民乐，如《梅花落》之类。阿季还能弹月琴，都是自学的。她们曾参与东吴民乐队的演出。

　　阿季不只会演奏乐器，还能唱昆曲，那是在家偶然学的。父亲业余研究说文音韵之学，请了一位拍曲先生，向他请教某些文字的发音。“拍先”不懂音韵，就让他教家人唱昆曲。二姑母、大姐姐、大弟弟和阿季一大堆人一同学，大家都不识“工尺”，学的是《西楼记》。第二次“拍先”又来上课，除了阿季，谁都忘了。因此就剩了阿季一个学生了。“拍先”称阿季“二小姐”，说“二小姐只需教两遍就能上笛，是少有的”。父亲自谦“曲聋”，教他多遍，还不会唱，甚佩服阿季学得快。

　　吴课余有昆曲班，阿季唱小生，人家是先认工尺，后学唱；阿季是先会唱，后识工尺。周芬也会昆曲，她们用“说白”的调子说话，以为笑乐。阿季曾多次登台清唱。

　　曾想学医:偷看手术后2周不想吃肉 怕杀生只能作罢

　　在东吴，阿季还交了一个与她同岁的美国朋友陶乐珊•斯奈尔（Dorothy Snell），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。两人上课连座，上老校长文乃史博士的课，她俩边听课边玩。阿季双手合成船式，吹小球可绕手指转十几转，乐得笑出声来。老师发觉，叫阿季起立答问，一连问了十多道题，居然对答如流。老师无奈，让坐下来。

　　一次，做生物实验时，陶乐珊问阿季：“Can you swear？”（你敢咒骂吗？）阿季答：“我不能。”她得意地swear“×那娘”，阿季吓得赶快叫她低声。她惊奇说：“不能说吗？”阿季问她哪里学来的？她说是听黄包车夫说的。

　　一次，陶乐珊告诉阿季，她爸爸将做一台大手术，为喉部堵塞不能进食的患者插一根橡皮管子到胃里。患者已将饿死。阿季如有兴趣，她将smuggle（偷带）阿季入医院去见识。阿季洗了澡又洗了头。陶乐珊一身白衣，冒充护士，也为阿季穿上护士的白衣，戴一只圆顶白帽，混进手术室，站在不碍人的近旁。陶乐珊说：“假如你晕倒，我抱你出去。”阿季没有晕倒，她细细看了整个手术的过程。但是足足两个星期不想吃肉。

　　想必这次观摩给阿季留下的印象深刻，六十多年后，杨先生在北京医院陪住，偶与为钱先生手术取出一肾的邵洪勋大夫闲话，得知邵大夫解放前作为地下工作者，曾在博习医院受到保护，便讲给他听当年混入手术室事，知道如何用针缝皮肉。邵大夫说她看得很仔细。

　　苏州东吴大学的两个强项专业是医学预科和法学预科，前者三年毕业可直升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后者可直接升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。

　　阿季在振华学习时，听了南丁格尔的故事，深受感动，想学护士。爸爸说，学护士不如学医。可惜阿季虽然理科成绩门门都好，天性害怕杀生，生物实验要活剥螃蟹的壳，看那还在跳动的心。阿季替螃蟹痛得手都软了，手指都不听使唤了。全班同学都剥下了蟹壳，唯独阿季苦着脸，剥不下。这回亲眼看了一台外科手术，更使她感到自己不适合学医。

　　青葱岁月的初恋乌龙: 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

　　1932年初，借读燕京手续办妥，阿季与父亲商量要北上借读。父亲不大放心，说：“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三人同行，我便同意你去。”阿季果然约到周芬、张令仪两女生，孙令衔、徐献瑜、沈福彭三男生。张令仪本约定同行，但她临上火车赶到车站，变卦不走了。

　　1932年2月下旬，阿季与好友周芬，同班学友孙令衔、徐献瑜、沈福彭三君结伴北上。那时南北交通不便，由苏州坐火车到南京，由渡船摆渡过长江，改乘津浦路火车，路上走了三天，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。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，原来是费孝通，他已经第三次来接站，前两次都扑了空，没见人。

　　费孝通把他们一行五人带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家饭馆吃晚饭。饭后，踏冰走过未名湖，分别住进燕大男女生宿舍。阿季和周芬住女生二院。他们五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。

　　阿季考试一完，便急要到清华去看望老友蒋恩钿，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，两人同到清华，先找到女生宿舍“古月堂”，孙君自去寻找表兄。蒋恩钿看见阿季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问阿季既来北平，何不到清华借读？阿季告诉她燕京借读手续，已由孙君接洽办妥，同意接收；蒋恩钿还是要为阿季去打听借读清华的事。

　　晚上，孙令衔会过表兄，来古月堂接阿季同回燕京，表兄陪送他到古月堂。这位表兄不是别人，正是钱锺书。阿季从古月堂出来，走到门口，孙令衔对表兄说“这是杨季康”。又向阿季说“这是我表兄钱锺书”。阿季打了招呼，便和孙君一同回燕京去了，钱锺书自回宿舍。

　　这是钱锺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，偶然相逢，却好像姻缘前定。两人都很珍重这第一次见面，因为阿季和钱锺书相见之前，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。

　　蒋恩钿很快为阿季办好借读清华的手续。借读清华，不需考试，有住处就行。恩钿同屋的好友袁震借口自己有肺病，搬入校医院住，将床位让给了阿季。同屋的还有振华校友张镜蓉，也读外文系。

　　东吴结伴北上的一行五人全部通过燕大考试，四人注册入燕京就学，一人借读清华。好友周芬送阿季搬入清华。不久，周芬和蒋恩钿、袁震等也成了朋友，两校邻近，时常来往。

　　周芬是阿季邀约一同北上的唯一女伴，现在把她一人丢在燕京，阿季心中很过意不去。不过周芬学习认真、性情随和、善与人相处，很快就适应了燕大的学习生活、融入新的集体。她原学医预，后因家中失火，损失惨重，家境困难，学不起医，在东吴时已转入化学系。学期结束，她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吴。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一向赏识周芬，推荐她到上海中西女校教化学。当时中西的校长是杨永清的妹妹。

　　周芬也是阿季那种“一辈子的朋友”，一直来往，保持着友谊，周芬十分敬业，后来成为全国中等教育的四大名师之一，全国解放后被调来北京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教材。一次，来看望阿季，说路上碰见东吴的同学，问：“见到杨季康了吗？”答：“见了。”“还那么娇滴滴吗？”“还那么娇滴滴。”钱锺书先生不服，立刻反驳：“哪里娇？一点不娇。”

　　杨先生说：“我的‘娇’，只是面色好而已。东吴有的同学笑我‘脸上三盏灯’（两颊和鼻子亮光光），搽点粉，好吗？我就把手绢擦擦脸，大家一笑。”

　　钱先生本人不也对杨先生的脸色姣好印象极深吗？他写给杨先生的七绝十章就曾这样赞道：

　　缬眼容光忆见初，蔷薇新瓣浸醍醐；

　　不知靧洗儿时面，曾取红花和雪无？

　　这年3月，钱锺书和阿季初次在古月堂匆匆一见，甚至没说一句话，彼此竟相互难忘。尽管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表兄，杨季康有男朋友，又跟阿季说，他表兄已订婚；钱锺书不问不顾定要说清楚，他存心要和阿季好。他写信给阿季，约她在工字厅客厅相会。见面后，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没有订婚。”阿季说：“我也没有男朋友。”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，但从此书信往返，以后林间漫步，荷塘小憩，开始了他们长达六十余年的爱情生活。

　　其实孙令衔说表兄订婚的事，也并非一点影子没有。叶恭绰夫人原为孙家小姐，是孙令衔的远房姑妈，称为叶姑太太。叶恭绰夫妇有个养女名叶崇范，洋名Julia，是叶公超的从妹。叶姑太太看中钱锺书，曾带女儿到钱家去，想招钱锺书为女婿，叶恭绰也很赞成。钱基博夫妇很乐意，但钱锺书本人不同意，及至遇上阿季，一见钟情，更坚决反对与叶家联姻。叶小姐本人也不同意，她有男朋友，一位律师的儿子。不久就和她的男友elope（私奔）了。——当时的洋学生都爱摹仿西洋小说里的浪漫式私奔。随后当然是结婚。

　　至于孙令衔告诉表兄说阿季有男朋友（指费孝通），恐怕是费的一厢情愿，孙令衔是费孝通的知心朋友。阿季与钱锺书交好以后，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：“我有男朋友了。”

　　一天，费孝通来清华找阿季“吵架”，就在古月堂前树丛的一片空地上，阿季和好友蒋恩钿、袁震三人一同接谈。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“男朋友”，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。费在转学燕京前，曾问阿季，“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？”阿季说：“朋友，可以。但朋友是目的，不是过渡（as an end not as a means）；换句话说，你不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不是你的女朋友。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，我们不妨绝交。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，只得接受现实：仍跟阿季做普通朋友。他后来与钱锺书也成为朋友，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。

　　命运有时就那么捉弄人，1979年4月，中国社会科学家访美，钱锺书不仅和费孝通一路同行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，两人关系处得不错。钱先生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，刚下飞机就鞋跟脱落了。费老对外联系多，手头有外币，马上借钱给他修好。钱先生每天为杨先生记下详细的日记，留待面交，所以不寄家信。费老主动送他邮票，让他寄信。钱先生想想好笑，淘气地借《围城》赵辛湄和方鸿渐说的话跟杨先生开玩笑：“我们是‘同情人’。”

　　不知费老是怎么想的，似乎始终难忘这位意中的“女朋友”。1949年秋，钱杨夫妇应聘清华任教，与费老同事。思想改造运动中，费老自我检讨他有向上爬的思想，因为女朋友看不起他。晚年作文不顾事实，干脆说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杨绛。本来就爱无事生非的小报就此大事炒作。一次我告诉杨先生：某小报大字标题“费孝通的初恋是杨绛”，没有什么内容，还是引的费老那句想当然的话。杨先生说：“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。让他们炒去好了，别理它。”

　　名为杨绛的作品们:最满意《干校六记》《洗澡》

　　杨绛自1977年5月从西班牙原文重译的《小癞子》定稿后，开始业余创作小说，接连写了《“大笑话”》、《“玉人”》、《鬼》、《默先生》（题名后改为《事业》）等多篇小说。以致钱锺书信中跟女儿玩笑说：“得信，知又大作论文，盖与汝母之大作小说，皆肚里有货之证；若我则搜索枯肠，不成片段，德谚嘲空腹所谓‘既无臭屎，亦无孩子’。”

　　我请问杨先生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？

　　杨先生说：“我没有满意的作品。较好的是《干校六记》和《洗澡》。好多篇中短篇小说是试图写写各种不同的人物，我都改了又改，始终没有满意。锺书认为《“大笑话”》最好。我总认为小说应写出活脱脱的人物，而故事必须自然逼真，感情动人，格调勿庸俗。”

　　我又请杨先生谈谈《干校六记》创作的经过。

　　杨先生说：“干校回来，我很感慨，想记下点干校的事。《干校六记》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，是读了《浮生六记》才决心写的。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《浮生六记》的样。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，自信这部《六记》，超出我以前的作品，所以，我动笔前告诉锺书，我要写一篇《干校六记》，他泼冷水说：‘写什么《六记》！’他说没用，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。我写完后给他过目，他不声不响，立即为我写了一篇‘小引’，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，不是敷衍。平时他矢口否认敷衍，我总不大相信，因为他经常敷衍人，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。他对我请看文章，总很为难。他若说我好，我不信；如果文章不好，他批评不好，又怕伤我。

　　“这部《六记》当时在大陆不好出，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，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，他自己又不敢用。后来香港《广角镜》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，‘你再不寄，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’。范用只好寄出稿子，李国强亲自下印厂，一星期内就出版了。

　　“《干校六记》，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，不会出版的。他不知怎么看到了，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，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。同时，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，又对赴宴的锺书如此说，并说了十六字考语：‘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缠绵悱恻，句句真话。 ’虽然如此，书出版后，只在柜台底下卖。丁玲说《班主任》是小学级的反共；《人到中年》是中学级；《干校六记》是大学级。”

　　这些事今天听来会觉得可笑，当时却确实这样，“伤痕文学”还被斥为“缺德文学”呐。然而读者毕竟有自己的鉴赏眼光，这部书在许许多多人的心里蓦然唤起对干校生活的回忆，把人们感到而不能说出的感想充分而深切地表现出来。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读了此书向作协提出要见杨绛，杨绛见了他们夫妇。以后美使馆请茶会、请看电影、请吃饭，不断拉拢。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，末后这位夫人又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，杨绛婉言拒绝了。

　　1983年英国《泰晤士报•文学副刊》发表W.J.F.琴纳的书评，称《干校六记》是“二十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”。索罗金在俄文译本的《前言》中说：通过几个短篇描述的平常事件、日常的喜怒哀乐，精心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部分的精神面貌。

　　社会活动的频繁，没有影响杨绛的创作和研究。她重新审校已出版三次的《堂吉诃德》，再次校阅已经出版的从原文翻译的《小癞子》，钱瑗从英国留学归来，“我们仨”重又团聚。又写了许多篇怀人忆事的散文。1986年11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二部文学论文集《关于小说》，收入了她在新时期的六篇论文：《事实—故事—真实》、《旧书新解——读〈萨蕾丝蒂娜〉》、《有什么好？——读奥斯丁的〈傲慢与偏见〉》、《介绍〈小癞子〉》、《补“五点文”》和《砍余的“五点”文》。其中《事实—故事—真实》作于1980年，是她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文论，是她从多年对小说的理论研究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认识，她引用中外古今的典型实例说明小说是艺术创造，不是真人真事的白描写照，小说创造的规律，简括起来就是“事实—故事—真实”这样一个程式。小说即便取材于事实，哪怕是真人真事，经过小说家的艺术想像、艺术创造，性质已经改变，人物不论塑造得怎么鲜活，已不复是原来的真人，故事发展不论怎么合情合理，贴合世情常态，也只是虚构的故事。因此小说人物的经历并非作者的经历，故事如写得栩栩如真，唤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，那正是作者艺术想象、“模仿真实”创作的成功，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去竭力从虚构的故事里寻求作者真身，还要掏出他们的心来看看。目前“红学”变成了“曹学”，即是这种风气的一例。

  来源：搜狐读书 作者：吴学昭